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一、“追随忧患日 生死笑谈中”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出身举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他任黔阳训导，曾上书言兵事，为曾所赏识，遂招之入幕。初期综理全军文案。他文才出众，却弃文就武，于咸丰五年自请领兵打仗；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保举他为皖南道道员。
八月，李元度率所募平江新勇3000人抵达祁门大营。适逢徽州有事，曾国藩命他率领所部驻守徽州，越9天，徽州失守，李元度败不回营。曾国藩要参劾他，众僚属纷纷谏阻。李鸿章甚至因谏劝不从，拂袖而去，曾仍坚持严参。
众人之所以劝阻，主要因为李元度过去有功，与曾交情深厚。他入湘军幕早于李鸿章5年，早于左宗棠7年。在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元度募勇成军，力撑危局，领兵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半。湖口战役，他救过曾国藩的性命。咸丰七年，曾氏丁忧乡居期间，给李元度写的信最多，其中尤以“三不忘”一信，最能说明元度的功劳与情谊。“自维即戎数载，……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意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给别人的信中也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曾国藩的日记，几乎无月不有与李元度书信来往或“长淡”、“鬯谈”的记载。总而言之，在失守徽州以前，李元度的形象是一个文武兼备，与曾国藩患难相随，至交至契的人。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又要严参李元度呢？
二、曾国藩严参李元度
有人认为，清廷在答徽州失守折的上谕中，批评了曾国藩而褒扬李元度，曾遂迁怒于李，予以参劾，以曲折地表达对批评的不满。这种揣测之词，不合罗辑。在《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曾自认“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清廷答谕说：“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按：指宁国和徽州），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着即振作军心，再接再厉，万勿一挫之后，即损军威。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深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曾自请议处，“上谕”先替他说出连失两郡的原因在于饷绌兵单，然后轻点“筹措未密”，接着鼓励他振作军心，再接再厉，“筹措未密”较之“调度无方”轻。褒扬李元度，出于估计他已殉职。答谕的弦外之音，是概不追究徽州失守的责任。它发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严参李元度的奏折发于九月十六日，参折先发，签谕后发后到，绝非“迁怒”，毫无疑义。曾国藩之所以不念李元度的功绩，不顾往日交情，不受众人劝阻，断然严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急转直下的皖南战局有关，与风云突变的时局有关，与曾、李军事上的分岐有关，还与曾的法纪观念、儒家思想和李的操守、修养有密切关系。
1、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兼顾皖南防务，正值“江南糜烂”，全局被动，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全局方针是：江北围攻安庆，迫敌决战；江南布兵三支，进图吴浙。他自任中路，驻皖南的祁门，其馀两支暂时还无兵可布。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十二日，宁国府失守，守将周天受阵亡；二十五日，徽州失守。至此，皖南四府一州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恰恰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六日），曾接上谕，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命他派鲍超率兵三千兼程北援。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八月这个多事之秋，是曾国藩思想负担最重，精神最苦恼，情绪烦躁不安的时候。李元度在这个时候失守徽州，火上加油，使曾难以承受心理压力。
2、徽州是皖南通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大门洞开，使湘军统帅部处于敌人直接攻击的威胁之下。李失徽州，颇象《三国演义》的马谡失街亭。太平军攻取徽州、休宁后，因见急援徽州而未能赶上的鲍超、张运兰两军分驻渔亭、夥县，便放弃了直扑祁门的计划，转由婺源进江西，使曾国藩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后，李秀成十万众攻占夥县，距祁门大营60里，再现失街亭险象。曾国藩写下遗嘱，帐悬佩刀，准备一死，幸鲍超赶到解危。这虽是参劾李元度之后的事，但它更能说明失徽州在军事上的关系之大。
3、曾、李在军事上意见相左。徽州之役，曾主守，要求李元度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李不听，忽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反而随时向敌迎战。从这段时期曾给李的几封信，可以看出他俩在战守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如：八月二十日信：
阁下好分兵。吾向以分兵为大戒，新募之勇，尤不宜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辰刻信：
二十二夜接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是日出队至临溪，实为轻举妄动，殊不可解。……前日派童、单二营至丛山关，已属轻躁，此二十一日之举则更躁矣。不意阁下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巳刻信：
来信前云派两营同礼河出扎，后又云派三营同礼河出扎，鄙意只可派二营或一营出扎，余皆令其守城。平江勇轻进轻退，旧习未改，宜切戒之!
八月二十四日信：
扎营是第一根本事。平江营十六到，十七、八、九不令扎营；礼河二十到，二十一、二不令扎营，何也?闻皆散乱于沙州之上，何以御敌?宜绅民之不以为然也。
八月二十六日午初信：
二十六日己刻接二十五日辰刻信，辩前函躁字之责。二十一、二、三连三日出队，非躁而何?守城尤贵于静，务思沉几渺虑。鲍营已五次飞催，并嘱孔旭日长跪乞师，兵不行不起。拔队入岭之后，却须谨慎，不可太躁。阁下勿再以二十日催礼河营之法催之。霆营者稍有疏失，则他无可望矣。关系极大，阁下切勿信笔乱写。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部下如此严切指责，似不见二例。显然，李元度不听指示，轻举妄动，还自以为是。这可能又成为李元度兵败负气出走的原因。曾深感局势严重，两天之内，六次飞调王牌军鲍超霆营驰援。却不料徽州府城只一昼夜就失守了!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写道：“夜二更闻徽州于二十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次日又记道：“是日，平江各营败勇俱至祁门，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是日思次青之败，由于自是”。他料想李元度已死，不胜伤感；而于李元度之败，则认为不能原谅。九月初六日，他接到李元度自街口所发之信，认为“犹多怙过饰非之辞。咸丰六年平江勇烧杀辰勇二百余人，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九月十二日与陈作梅“鬯谈次青在徽误事之情，日内心中恼怒殊甚”。
4、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其中不乏封疆大吏，如黄州兵败投水的湖广总督吴文庐州城破投塘的安徽巡抚江忠源，三河阵亡的安徽巡抚李续宾等。而于作战不力，兵败出逃的文官武将，则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苏州兵败，逃往上海，被革职拿问，后在京师正法，是典型的事例。曾国藩先后在靖港、湖口两次兵败自杀，论者或以为出于忧愤，或讥以羞愧，而忽略了这位儒教信徒成仁的选择。李元度既是带兵统领，更是皖南道道员，曾国藩未尝不以他失徽州不殉节为憾。前几天宁国失守，“江宁巡道福咸所署皖南道缺业已另放有人，犹复同守危城，效死弗去”，李元度岂能偷生他去?曾国藩九月初七日《致沅弟、季弟》信说：“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曾并非“太上忘情”欲李死，而是儒家传统思想使然。不死，则失地有罪，受法纪制裁，理所当然。曾治军赏罚严明，断不能循私庇护。他在家书中说：“次青事须渠来营一次，乃可定案。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纪不可全废，如普（按指普承尧）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并无以服普之心”。“薄惩”既考虑了失徽州的客观原因，也顾及李往日的功劳，既重法纪，又有几分人情味。
5、平心而论，李守徽州的兵力不单薄。除平江勇3000人外，曾调拨增援的礼河四营所有2300人，原徽防闹饷哗变留下的还有1600人，合计近7000人。在此之前，湘军大将大都不过统领数千人，李续宾名闻天下，手下仅6000人，鲍超所向披靡，带的不过5000人，左宗棠以新募的5000之众，把守景德镇，与太平军骁将黄金文、李世贤两部十多倍的兵力周旋数月，确保祁门大营的后门。李元度若能按曾国藩的指示坚守，徽州可保无事。他这支兵大都是没有见过战阵的新勇，曾是知道的，所以只要求他守六天，续有后援。正因为不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李更应知道不可疏于扎营筑垒而随便出战。至于城垣坍毁，不是无法补救的困难。按《天岳山馆文钞》李元度追悼守徽阵亡的同事杨萃耕的《哀辞》说，杨催他修缮城墙，修葺三昼夜，完成三分之二，李世贤大军来了……。按李世贤兵临徽州城下是八月二十四日，李元度率部到达徽州是八月十六日，七天时间，为什么不早修?护城不扎营、修垒、挖沟，守城不早修城墙，李元度满以为可以一战克敌，无须乎“守”啊!难怪曾恼怒不已。
6、李元度轻躁自是，失守徽州，贻误大局，责无旁贷。他却使出骄气来，仗着往日的功劳和交情，认为你曾国藩总不会把我怎么样，竟然败不归营（当时曾还不知他去另投靠山）。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法也没有了曾，在曾的心头之火上，再浇一瓢油。应该说，严参是李元度自讨的。
有这许多原因，无怪乎曾坚持参劾。九月十六日，他上奏：“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贷”，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廷谕照准。
三、李元度东山再起，又被参倒
李元度徽州出走后，在浙赣边境逗留21天，九月十六日回到祁门大营，索还欠饷，回平江募勇去了。曾国藩日记：“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这时曾还不知他已另有高就。
清廷批准将李元度革职拿问，曾国藩并没有拿问，等他自动回营结案。然而李元度一去不返，浙江巡抚王有龄为他撑开了保护伞，步步升迁，曾容忍一年多，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奏片说：
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丰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内，经臣奏奉谕旨，革职拿问。该员并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与候补道邓辅纶往返函商，求巡抚王有龄奏调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按即皖南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其应得罪名，仍着曾国藩查办。钦此。”李元度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军”。旋于义宁案内，经官文奏奉谕旨：“李元度着赏还按察使原衔，其失守一案，仍着曾国藩讯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又于奉新、瑞州案内，经毓科奏奉上谕：“李元度着赏加布政使衔，其徽州失守之案，应否免其查办，仍着曾国藩酌核具奏。等因。钦此。”
清廷赏识李元度人才难得，又值需人孔急之际，只须曾国藩圆转奏复，徽案本可一笔钩销。李元度也太高傲了，毫无悔过表示，曾岂能容得：《奏片》继续道：
“查义宁、奉新、瑞州皆臣所统辖之地，系贼先自退出，李元度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屡报克复，冒禀邀功，实出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弃瑕录用，补授该员盐运使，兹又攫授浙江按察使……臣查该员李元度，徽州获咎以后，不候讯结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于共见共闻之地，并未见仗，而冒禀克复。种种悖谬，莫解其故……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广信，九月低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救援。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所有该员补授浙江盐运使、按察使及开复原衔、加衔之处，均请饬部注销，仍行革职。姑念其从军多年，积劳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
该员……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安越军八千人，臣当与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其守城，俟立有功劳，再由左宗棠奏请开复。”
这个奏片，毫不留情，连官文等督抚大员的保举都彻底否定了。李元度自失检点，再次跌入深谷。片中说：“后又负王有龄”，因李元度终未赴援杭州。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入杭州、瑞昌，王有龄同时殉城。
王有龄既死，李元度失去靠山，因见曾国藩在两个多月内接连有升奖，于是向曾上一道贺禀，意在弥缝裂痕，修复旧好。曾收到这个贺禀，觉“文辞极工”，与幕友“言及前此奏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然而，《贺禀》虽引起曾一时的感情冲动，却未能使其心上的阴影完全消失。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曾参劾见异思迁、私行远扬的鲍超部将陈由立时，举郑魁士、李元度二人为例说：“此二人者，郑魁士之罪重，李元度之情轻，而其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则一也”。后因曾国荃、曾国葆对此有看法，才使曾国藩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回信称：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太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六年后，他在这份奏稿后面批道：“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余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同治）七年八月国藩批”。
四、曾国藩拜恩怀旧 密陈录用李元度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加官进爵，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称：“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他申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他率军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再则“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他“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两次严参，一次陪参，又密陈录用，真还需要一股勇气。这篇密奏，情文并茂，清廷当即催令左宗棠查复。
李元度于同治元年第二次被参后，回家闭门著书，深自敛抑。“安越军”已被裁撤，左宗棠的复奏未能使他开复。同治五年，贵州多事，巡抚张亮基奏调李元度入黔，自领一军，屡屡见功。从此雨过天晴，朝延陆续赏还原衔、顶戴，授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攒来晚晴好景。
五、“程门今已矣 立雪再生来”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变化，曲折动人。李元度饱经忧患，如何看待曾国藩呢?李原不是曾的门生，向来以弟子自居。曾去世后，李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第九首云：“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前两句勾勒了他们以往的关系、情感，接着自认为有负于曾而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作对他的爱护（春风）。同治十三年，李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致多年闭门思过，大有悔悟。
当年曾、李风雨同舟，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后因李元度获咎中止。同治十年，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曾纪泽抚子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李元度《哭师》诗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是：“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故事，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心情沉痛，催人泪下。光绪十三年，李元度病故，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等“再生”就来到一起了。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典故
释义：曾经听那些先辈说过，平江人李次青字元度本来是一个书生，根本不知道领兵作战。曾国藩命令他领兵作战，每打一次仗便败一次。曾国藩很生气，准备写奏折弹劾他，在他的奏折上便有“屡战屡败”这样的词语。后来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人为李元度求情，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意思便变得大为...
李鸿章继承曾国藩衣钵
1860年，还在曾国藩幕府佐理军务的李鸿章，认为曾国藩把大营移到安徽祁门极为不妥，力劝搬离。为了执行朝廷命运，也是学韩信“背水一战”，曾国藩坚决不同意，于是两人心生嫌隙。接着又遇到曾国藩要弹劾曾经救过他几次命的李元度。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弹劾理由并不充分，屡阻未果，曾、李之间矛盾终于白热化，最后...
曾国藩:人生有六劫,渡过就是福
据传言,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向曾国藩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队拥戴曾国藩为帝。 而且在湘军内部,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等人,都曾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 攻克安庆后,湘军将领建议以盛宴相贺,曾国藩不许,只准众将以贺联相赠。 有个叫李元度的将领最先献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 曾国藩见状后将李元度训斥一...
李鸿章和曾国藩是怎样相互成就的
有老师的栽培,不断给予机会,再加上聪明好学,李鸿章的人生从此大展宏图,他也因此对曾国藩感激不尽。 但是,之后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的恩怨令他也走了许多弯路。曾国藩派他去编练皖北马队。李鸿章不喜欢这件事就直言不干这活儿。曾国藩以为他自恃其高,就把自己的弟弟曾国荃放在了重要位置。感觉没有重要机会的李鸿章...
曾国藩为什么不用王錱和李元度?
当太平军李侍贤部来攻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出城接仗，一触即溃，徽州易手。李元度徘徊浙赣边境，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具疏劾之，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他忘恩负义。咸丰十一年十月，李戴罪立功...
李鸿章说的:老师要参次青,学生愿以去就争。是什么意思?
“老师要参次青，门生愿以去就争”注释：李元度，字次青。释义：李次青、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次青犯错，曾国藩“大义灭亲”要向皇上具奏严劾，让门生们书写奏章，门生们念及同门情谊不敢写，曾国藩责令李鸿章写，李鸿章更加袒护同门情谊说：“奏劾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恩师您一定要奏劾...
薄情曾国藩:为避嫌不提救命恩人章寿麟,未曾报答
曾国藩最终免于一死。救命恩人未得点滴回报 十年之后，湘军平定太平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许多湘军将士随之鸡犬升天。按常情，曾国藩对有救命之恩的章寿麟必有回报，且章当时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辖区江苏省内任知县。然而，他却始终未受到曾国藩的关照。其实自杀未遂事件后，李元度总跟曾国藩提起章寿麟，...
《曾国藩》中(2)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
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什么意思
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意思是生我的是我的父亲了解我的是别人，别人让我大度宽容。根据查询相关公开资料显示这句话出自李元度来在曾国藩的祭文中写的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曾国藩、李元度很多年未和，虽然曾国藩数年后有悔过之意，后来才写的这段话。
曾国藩可谓是全力提携李鸿章,李鸿章如何对待曾国藩儿子的?
李鸿章对待曾国藩的儿子非常的不好，因为曾国藩的儿子非常的有才华，这让李鸿章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儿子也进行了多次打压。李鸿章曾经上奏朝廷罢免了曾国藩儿子驻法大臣的职务，这让曾国藩的儿子和李鸿章之间有了非常多的恩怨。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有机会担任两江总督的职务，但这也让李鸿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