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死因 如何看待于谦之死?

如何看待于谦之死?

于谦为什么会死?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联手欲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恰好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职位出缺,时为翰林的徐有贞有意得到这个位置。他的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由杨宜多次向于谦求请这个职位。于谦曲意答应了,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帝依稀还记得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有贞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于谦为什么会死?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联手欲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恰好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职位出缺,时为翰林的徐有贞有意得到这个位置。他的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由杨宜多次向于谦求请这个职位。于谦曲意答应了,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帝依稀还记得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有贞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摘录的,引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02.html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明代政治家、军事家。祖籍考城(今民权县),故里在今民权县程庄乡于庄村。 于谦的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时离家到杭州做官,遂把家迁至钱塘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 于谦少年立志,十二岁时便写下明志诗“石灰吟”。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任监察御史,为宣宗皇帝看中,超迁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在河南、山西近二十年间,他平反冤狱,赈济灾荒,政绩卓著,深得民心。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从兵部侍郎升任尚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他调集重兵,组织指挥了历史上有名的京城保卫战,因功加少保。于谦为官勤政、爱民、廉洁、刚直,深得景帝的信任,也因此获罪于一些朝中大臣。景泰八年(1457),代宗病重,英宗发动“夺门之变”,于谦以谋逆罪被杀。天顺八年(1464),英宗的儿子朱见初即皇帝位。不久,他下令为于谦平反。弘治二年(1489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万历中,改谥“忠肃”。《明史》有传。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的儿子。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皇帝的主意便拿定了。丙戊改年号为天顺,丁亥,把于谦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一时要讨好皇帝争取宠幸的人,全都以于谦作为一个话柄。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一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洒在地表示祭奠。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送回去葬在杭州。陈逵,是六合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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