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出土文献 谁有关于春秋战国的史书要详细的内容的现代文的书谢谢了
盗墓者名叫不准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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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现代的考古发掘现场
西晋初年，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结果发现了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
汲冢书出土时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瓘《书断》也持此说。《史记·周本纪》正义“咸和五年”也应是“咸宁五年”之误。
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同此说，《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持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持此说，《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卷749、《北堂书抄》卷57引王隐《晋书》、《初学记》卷12引傅畅《诸公赞》也持此说。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一说法。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287），《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有此说。
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也在这一带。这个地方战国时是魏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今人朱希祖以为也不能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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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竹简出土情况
汲冢书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这里就根据《晋书•束皙传》略述汲冢所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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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之纹饰
《纪年》13篇。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等三家分今，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厘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有大出入的，如根据《纪年》纪录：夏代记年多于殷代。益因为抢夺启的王位，所以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迥异于传统认为的和谐谦让，《纪年》记载的这些王位争斗充满血腥。自周受命到穆王是一百年，而不是周穆王百岁。周幽王亡国，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不是所谓的周、召共和，等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等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晋书•束皙传》所记有二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厘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人名。
《巢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己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守，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笔者浅见，《穆天子传》是战国初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虽非信史，却有本事。尤其是卷1、卷2，多可徵信。历史上穆天子确有西行之事，但民国初年不少学者认为穆天子一直游历到了欧洲，恐怕也太过甚其辞。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当时荀勖虽是领衔校理，但实际的工作恐怕和峤作的更多。和峤的这一意见很可能就是首次整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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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黄帝陵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并非没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相当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时，以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比起最初的整理者，卫恒是古文字专家，束皙能继承其业，也一定有这方面的学识。《晋书•束皙传》：“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宋人高似孙《纬略》也说：“时束皙任著作郎，得竹书，随义注解，皆有识证。”在卫、束的整理中，他们也发现残简有不便理解处，所以“随义注解”。唐代陆淳《春秋炎赵集传篡例》卷1:“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 ’、‘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这种随义注解的痕迹即使在后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中还是可以发现。比如：“帝王之没皆曰陟。”显然，这是一句解释性的注文。这种“随义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为附注而随文写入。但至少在唐代已经篡入正文而很难分别了。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热切的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这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就已经亡佚，但荀勖和束皙的二次整理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人如《四库》馆臣、钱大昕、崔述等指为伪书，1917年，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将今本作伪之来源一一指出，今本《竹书纪年》总体年代框架上是本伪作已成定案。最近有人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如四川大学的陈力先生和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夏含夷，但并没有构成根本威胁的有力举证。古人重新编定一本失佚的古书时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是在造伪，他会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构架安排千辛万苦找到的各种残文断简、吉光片羽。所以评价一本象《竹书纪年》这样的编年史是辑佚还是作伪，关键应该是看总体年代框架的可信度。
今本《竹书纪年》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但，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
可信的古史
被整理的汲冢书不止是一种，只有《穆天子传》至今完好存在。个中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穆天子传》并没有象《竹书纪年》那样为整理者看重，所以很多不认识的古字只是作了隶定而并没有改成今字，这些隶定不识的古字今天还全部保存在《穆天子传》，今人还可以继续对这些字进行释读（陈炜湛先生就作过这方面工作）。《穆天子传》只有郭璞一家之注，一直到清代才有了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如檀萃、洪颐煊、陈逢衡、郝懿行、丁谦等。
《竹书纪年》的情形完全不同，许许多多的晋代学者在竹简刚一出土就参与了整理研究，众多学者补足、纠正、注解了正文。并且就其中问题展开了争论，比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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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大禹陵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真正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如：《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竹书纪年》：“齐人歼于遂。”《春秋•庄公十七年》同。《竹书纪年》：“惠公见获。”《春秋•僖公十五年》：“获晋侯。”《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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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商鞅戟
关于商周史实，《竹书纪年》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却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有些地方《竹书纪年》与传统记载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但传统史书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本着“为尊者讳”之类的精神而作过改动，反不如《竹书纪年》的记载来得可信。杜预曾就《竹书纪年》所记“太甲杀伊尹”事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将责任推给了传《尚书》的老博士伏生。
《竹书纪年》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相合。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它书不载的夏代史事，如夏与诸夷的关系；所记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献更为详尽。
《竹书纪年》可以与不同来源的资料多方印证，说明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作为一本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珍贵无比。最近刚告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献资料上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了《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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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马画像砖（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
与《春秋》作比较
唐代刘知己《史通•申左》：“至晋太康年中，汲冢或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 取其文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籍为师范。”
“杜预申以注释”一语，于史实略有出入。杜预在太康元年（280）三月，平吴之后，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在《春秋经传集解》“始讫”，才在秘府得见汲冢竹简。杜预虽未就以《竹书纪年》来注释《春秋》经传，但对《竹书纪年》和《左传》作了比较，他的结论是：“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竹书纪年》与《春秋》相近，尤其是《左传》，这是最可宝贵的国史！
杜预还敏锐地发现了《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的差别。
春秋战国，各国都有史官记录的史书，如晋《乘》、秦《记》、楚《梼杌》，鲁国的史书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国史书不同，有着义理的说教在其中，这是因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用作教材的改动过的《春秋》。孔子对鲁国国史《春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重要改动：起迄时间缩短在鲁隐公元年（B.C722）至鲁哀公十四年（B.C722），因为其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进行了义理褒贬处理：“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者丘窃取之矣。’”对鲁国国史的义理化改动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门传授的《春秋》是有义理褒贬的，《左传》大量归纳了《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以阐发经义。比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等。
《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鲁隐公元年》同样记载此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 周王室并没有封邾子克为公，所以不能以公这样的爵位来称呼他；但他毕竟是个尊者，所以贵称他为仪父。名实称谓事关礼制大事，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坏就坏在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不再被遵守了。正名分、寓褒贬，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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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八年吕不韦戈（陕西三原出土）
《竹书纪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同样一件事《春秋》也记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但不说“会诸侯”而用了一个“狩”字。河阳这个地方属于晋的领地，其实不是周天子狩猎的地方。按照礼制，诸侯有朝觐周天子的职责，天子又岂能屈尊随便跑到诸侯国中去会诸侯。周天子去河阳会诸侯，是件大失体统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狩”字，即反映历史的真实，又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所以，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可见，史官所记古史和孔门传授的《春秋》经传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即在于《春秋》经传担负着义理教化的责任，而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诸国史记只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杜预所敏感察觉的，就是刘知己、郑樵、章学诚所理论概括的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中国很早就有所谓记事的左史和记言的右史。但记言、记事的古史做的实际是实录记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档案，还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撰述史学。
史学的独立
刘知己所谓“干宝籍为师范”，指出了《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影响的一个表征。这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出现，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进而更使晋代学术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根据金文资料进行的西周职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实际分太史和内史两类，内史承担单纯行政事务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则掌各种文书典册和学术。太史记史也有义例惩戒的目的，但直接来源引申于其推定历法、颁历告朔的职使而获知的所谓“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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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兵避太岁”戈（湖北荆门车桥出土）
马王堆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所以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孔子《春秋》对史官记录的史书进行义理化处理，正说明儒家关注的是与天理同数的人德，即政治、伦理等关系社会人事的一面。孔子作《春秋》，是为有意义有目的的撰述。其后的史学著作都强调有义理的撰述。
司马迁是世袭的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也讲“天数”。《史记》十二本纪，纪本自古史记注《竹书纪年》，十二纪之数仿《吕氏春秋》。《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而实际星数并非都史十二个，这些都是为十二这个“天数”。但司马迁作《史记》，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谓“一家之言”，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若合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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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西汉动物纹臂甲（云南李家山出土）
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之后，“史官之废久矣”。儒家独尊的汉经学时代，儒家义理是根本要求，史学价值没有独立，始终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被用来解说灾异，《春秋》之义成了政治原则，《春秋》还成了汉代议礼、决狱的依据。《汉书•艺文志》中史书被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下，即使是没有独立价值的史书的数量也少得可怜（《汉志》中《春秋》类一共才23家著录）。
东汉出生于古文经学世家的的荀悦对史学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第一个建议设置专职史官，而且还写了汉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汉纪》，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时人以“班、荀二体”来表明纪传体（班固《汉书》）和编年体（荀悦《汉纪》）这样二种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正是在《汉纪》中，荀悦提出了“典经”这样一个概念（从《左传》“言以考典，典以志经”中合成而来），经是儒家经书，典则是指史志。荀悦指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这也就是荀悦“志”(意为记述)史的五条标准。儒家义理仍是史志的指导原则，但毕竟史志地位上升又成为了“典”。
《竹书纪年》的出现对晋代史学的独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热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编年史著作，单就写晋代史言，就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附《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此外还有李轨及佚名的晋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晋纪》遗文。大量编年史直接以“纪”、“春秋”、“阳秋”为名，表明是摹仿《竹书纪年》和《春秋》而作。
干宝的《晋纪》模仿《左传》、师范《纪年》，奠定了编年史在六朝史学中与纪传体史书并重的地位；干宝开一代史学之风气，其条例、谱注、书法、史论诸方面都对后来史家深有影响。一直到唐人重修《晋书》，仍有不少袭用《晋纪》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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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作为一个儒者，干宝继承了儒家“数达于德”的精神；而作为一个史家，干宝在实录编年史实的基础上，把自己史学撰述的目标定在了实现“德”的高度上，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史学理念。这样，干宝既切实提升了历史对现实政治义理借鉴的功用，又完完全全是立足于客观之史实的史学撰述。
具体而言，干宝完整提出了自己修史之标准和宗旨，即“五志”凡例：“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在体裁上，干宝对实录的编年体大加褒扬；同时又首创了“总论”这一体例，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评价集中表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晋纪•总论》是史学名篇，干宝在其中盛赞周初的政治兴盛，并认为其中关键在于文王修德，符合天道；而周公克守臣节、成王公正明道也是周初政治兴盛的重要因素；周人数百年十数代的修德始成王业，故有八百年之天下。干宝以周之兴起为证严厉批评司马氏根基浅薄、不修仁德以至西晋速亡。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后成为中国史学的根本宗旨。
当然，《竹书纪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臣瓒的《汉书音义》、徐广《史记音义》，采用了《竹书纪年》的材料；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驳难焦周的《古史考》122处不当，对于史学考据史料、辨伪考实都有很大的推进意义。但无可怀疑，认识编年体、反思古史记注的形式方法和实录的价值对其时史学的独立意义最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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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吴王夫差矛（湖北江陵马山出土）
从干宝及晋代众多史家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史书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和思想，史家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此的史书撰述方法。与史学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的日趋成熟相呼应，魏晋时大量史书涌现；纪传体、编年体以及史注、实录多种著述形式丰富；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现；传记、谱牒、地志以及各类汇编、总集类的史料书籍盛行，中国史学终于独立。
负责整理汲冢书的荀勖是荀悦的族后辈，在荀勖为国家图书的编目《中经新簿》中，图书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刘文帝时，儒、玄、史、文四门学的设立，更表明在国家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史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竹书纪年》的发现促使了史学对于经学的独立，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晋代学术结构性变化的发生，而这种学术分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更是意义深远。
希腊究竟是不是伪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树立起“区分伪史还是信史”的统一的判断标准，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是无法进行判断的。那么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个人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延续下来的活文字”作为“历史是否是信史”的标准。前面说过，西方史学界喜欢把文字的产生视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甚至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缪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以是否有可以被广泛辨识的活文字和相关的出土文献作为判断历史是否可信，特别是历史上相关的文化典籍是否可信的标准是可以的，因为这也涉及到历史释读的学术话语权问题。
如果一种文字、一种语言灭亡了，变成了死文字、死语言，那么对于“是伪史还是信史”的判断就成为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例如，要是世界上只有十几个人认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那么，“苏美尔楔形文字如何解读”这种问题的学术话语权就完全掌握在这十几个人手中了。这十几个人翻译出来的典籍，究竟是不是当时人的原意，其他人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判断，也就很难让人信服。很多喜欢历史的人都发现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因此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出自苏美尔，中国则不少人认为这说明苏美尔人的原籍可能是中国某地。其实，这只不过是那些专家用汉语解读苏美尔楔形符号，发现勉强说得通，于是就这么延续下去了。至于他们这种解读是否符合苏美尔人的原意，甚至这些符号究竟真的是文字还是后人的揣测，恐怕也都是难以断定的问题。假如真的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法强加上的解读，乃至这些符号并非文字，由于除了那十几个人外的其他人也看不懂，于是仍然没有办法验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光是希腊，就连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是缺乏信史的。因为他们所谓的历史资料，并不是始终不断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十九世纪以来考古学和历史学“再发现”的产物。这种“再发现”究竟是还原了历史还是编造了历史，这在少数垄断史学界的史学家来看其他人都是没有资格解读的。而相关研究的专家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否定这个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可信性，因为否定了这些也就否定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相关的研究经费，对于他们自身是极端不利的。比如说，一个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历史学家，最多只是对苏美尔楔形文字的个别释读作出质疑，而不可能否定“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本身。否则，他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经费。显然，不会有人干这种傻事，于是，“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变成了苏美尔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尽管其很可能不是历史本身。所以说，19世纪以来“再发现”的历史都很难算是信史。
“希腊史是否是一部伪史”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希腊的文化典籍上。质疑者认为，希腊文化缺乏原典，缺乏年代比较早的出土文献，就算是最早的版本也多是在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之后，是缺乏可信度的。这种质疑很有道理。另外，上古的书写材料成本较高，因此，上古文献篇幅普遍比较简短。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原始文献，比如《道德经》只有五千字，《论语》只有一万多字。其实，这并不是因为老子，孔子他们不想多写，而是因为在上古书写材料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是尽可能地多写了。春秋战国那个年代，中国的书写材料能够支撑的个人写作是很难超过五万字的。而希腊人所拥有的国土空间和发展水平不可能比中国强太多，但希腊现存的文化典籍都是一些鸿篇巨制，这显然是很可疑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文献的内容方面，希腊的很多文献的确带有后人编纂的痕迹。比如《荷马史诗》中记载了特洛伊十年围城的情况，这在上古社会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在铁器使用之前生产力落后，后勤补给非常匮乏，很难打的起长期的围城战。在时间上稍晚的中国的牧野之战，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时间。这才是当时战争的常态。而像特洛伊战争反映的这种长期围城战的战争状态，应该说是铁器使用后特别是中世纪战争的一种常态，所以《荷马史诗》的时代不会早于铁器使用后。而且，现存的《荷马史诗》的最早版本也是在十世纪，这恰恰与当时的战争情况吻合。再比如《伊索寓言》有大量篇幅提到阿拉伯的情况，而希腊灭亡之际，阿拉伯文明尚未兴起，所以关于阿拉伯的内容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实际上现存《伊索寓言》最早的版本是十五世纪普拉努得斯的作品，这也恰恰符合当时阿拉伯文明已经由辉煌走向衰败，但仍影响着西方的实际情况。因此，《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分别是十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产物，而非古希腊的文献。当然，即使不是古希腊的文献，也有可能包含古希腊的内容。不能因为《荷马史诗》出现的时间较晚，就断定特洛伊战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明代的《封神演义》中描写商周之际的战争也存在着大量围城战的相关描述，这些描述显然是反映了明代而非商周之际战争的情况，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商周之际的牧野之战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们更不能因为《封神演义》描写的是商周年代之事，就认为其是先秦的文献而不是明代的小说。对于《荷马史诗》，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判断古代文献的真伪应该以古代文献编纂形成的年代，而不是内容的年代为标准。比如伪《古文尚书》编纂形成是在魏晋时期，虽然与上古时代的《尚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伪《古文尚书》是上古时代的文献。再比如宋代形成了《三国志平话》，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我们只能说《三国演义》是明代的而不说它是宋代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希腊文献普遍是伪文献。否则，若是标准不统一，对中国用高标准，对希腊用低标准来进行判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另外，人类语言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其基本规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像中国最早的诗歌《弹歌》，只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诗经》中的记载先民情况的《雅》《颂》中的一些诗要长些，但也比较简短。《尚书》和先秦诸子的语言也非常简单，越往后越啰嗦。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啰嗦的惊人，是因为其成书年代是19到20世纪，在流传中早已丧失了古典语言的原貌。按照中国《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的标准，《摩诃婆罗多》只能算是19到20世纪的作品。就现存的《荷马史诗》和亚里士多德很多作品的语言风格看，其成书年代不会太早。
第三个就是“阿拉伯人再传入希腊文献”的问题。质疑的人提出:今天阿拉伯没有古希腊文献的原典。这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阿拉伯再传入希腊文献”的不可信性。阿拉伯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大量描述了印度和波斯的相关情况，但几乎没有提到过希腊。这表明了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希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阿拉伯人也不太可能专门去保管古希腊异教徒的原始文献。这也与现在阿拉伯世界不存在古希腊原典文献的情况是一致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希腊乃至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在上古时代确实缺乏信史。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世界的信史是在君士坦丁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和325年尼西亚会议尊崇基督教之后，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载体逐渐地形成的。而在这之前的时期普遍缺乏可信的历史资料，总的来说都只是传说而已。至于所谓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应该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一次次“希腊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就好像中国署名黄帝的大量文献并非黄帝时期的作品，而是战国秦汉时期一次次“黄帝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一样。
而在南亚文明世界，因为热带书写材料难以保存等原因，即使是中世纪前期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中国的《大唐西域记》还有翻译过来的汉文佛经等来进行研究，上古时期更是缺乏原典和年代较早的文献。所以，印度的信史时期就更短了。比较清晰的印度历史是在殖民者到来之后，再往前推也只能推到穆斯林统治下的德里苏丹国时期。也就是说比地中海世界还要晚一千年左右。
不过，依照这个统一的标准，中国的信史也不像很多人吹嘘的那么长。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其实是包括了传说时代在内的，并不能说这五千年都是信史。商代的甲骨文能辨识的人同样不多。（当然，比地中海世界那些早已灭亡的死文字要多一点。但总的来说还是小众的，只有个别的几个字好认些。）今天大多数商代甲骨文究竟念什么，学者是缺乏足够依据做出准确判断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猜测。因此，对于相关一些记载的分析很难说是准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代的历史不能说是信史。中国比较可信的历史始于《史记》记载的西周晚期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此后一直到今天的各个年代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是没有中断的，而且各方论述比较一致，可信度争议不是很大。所以，总的来看，中国的信史时间比地中海世界早一千年左右，比南亚世界早两千年左右。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地中海世界和南亚世界在上古时代缺乏信史，就说其上古时代没有历史。历史不同于信史，除了相关文献记载，还是可以以考古资料等做为依据来做出综合的分析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这就把考古资料，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考古资料，放到了比历史文献更高的地位。而就目前的相关考古资料来看，古代希腊文明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在古代希腊历史里，具体的人物活动和事件更多的是传说而不是信史。对于古希腊的文化史研究，也不能以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乃至更晚时期的一些典籍来进行推断，而是应该以出土的相关年代的资料来进行推断。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研究古代希腊的一些相关情况的时候，不能靠那些年代不明且真伪难辨的历史文献，更应该靠社会经济领域的资料和分析。像所谓的雅典民主制，有些史学家研究发现，假如公民大会真的如记载所言开地那么频繁，希腊人就会没有饭可吃，因为根本没有生产的时间。因此，雅典民主制很有可能是后人的建构，而不是希腊的真实情况。当然，我们不能说雅典的公民大会一定没有召开过。但至少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断言，公民大会不会像传说中开地那么频繁。
当然，考古学资料的年代也不一定正确，因为考古学的鉴定权也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比如说埃及金字塔被普遍认为是上古年代的产物。然而，80年代以来，关于金字塔的建筑材料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是石头建造的，有人认为是简单的混凝土。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去进行科学的鉴定。这是因为，对金字塔进行科学鉴定的权利都被操纵在圈子里的少数人手中。显然，判断金字塔的具体年代比判断建材要难得多，而如果连金字塔的建筑材料也无法确定，恐怕如今对金字塔具体年代的判定也是大有疑问的。不过，以此否定整个地中海世界考古学资料的可信性显然也是不合适的。一些非标志性的考古学资料开放性比较高，可信度也比较高。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地中海文明世界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其中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可信度大概也就和我国的尧舜禹差不多。
晋惠王之墓
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南省新郑市龙%z^WeobXF0E湖镇一处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新发现一处n保存完好、布局规整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群，D ACf(+(QtI% 1WQnX(ww!HzuE(共清理墓葬104座，出土铜、陶、骨、贝、sY玉、水晶、玛瑙等不同质料的文物近300件dJ14rFT 5zP8#OCvlj!X，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习俗以及城野布局Lhn74Dd4bQLtuI、人口分布、社会结构等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2cg9ammc(D。 gguuz+*3-#w%%6M6a)YLjaACbvG%^uzSfhJ)lW
据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0^^ L2cME@8zR 2LO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站长樊温泉介绍，这rD5-64Hv*Xo hgEjF$wZkcnBPupDk^&o批墓葬布局有序，排列规整，显然是有意规划VmMCasgj^ZLwDEr3*^M!4GwdZ9hVBUK7xHXx8lext(noLDJpPjt，专家推测这里应为一处典型的公族墓地。从6U%HH+9TS-*WyhH-xO06lYD6xxJPFiKl&5D7HI0ILkE7 Tk初步的整理情况分析，墓地埋葬的时代跨度应2hd5uCso)CQfshdK$5oPnTYShA-+%UCeowvJ934hABHvFb3V(9WE1O8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之间。 这批墓葬均dW+THuhc$u^Cq为土坑竖穴墓，一般为单人葬，其中规格高的tnFChofVV8 OJXMEpuC%lX&vKe7Z-KVZUMaRKU)Z!oj@Jgp)^墓葬有棺有椁，有的多达两椁。随葬品齐全，PvdAsNboGc^Edl J9-R8UmDk*(N wkTMHw)c4zVAA^8P)%CCUFOL除个别墓葬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外，其余大多+-8%qM+Nkdwhq5AF随葬组合齐全的仿铜陶礼器，器物组合一般为md!YP5R@B#G1yJSzw c鼎、敦、盘、舟、匜等。 樊温泉说，随葬品o!mu&ui6omu0(c)&CX19AGa#8$Vbbfn95dx4A1b$I W x 多放置在棺外墓主人的头顶一侧，如编号为MtiHjODX L8lKs#y@V&Z%5^H*5FN3的墓葬，在椁内棺外有头箱和边箱，随葬品5QqJ%sHdWPtf!Z@2kI^45MDxiGzEp9nyjQhI-@bU%XiFn21^@Cj多放置在头箱内，出土铜鼎、铜敦、铜盘、铜IC舟、铜匜、铜甑、铜觯各一件，另外还有铜戈6^@hWw4OeS4Kgs5@!E0yRx、铜车軎、铜镞、铜马衔、骨马镳、玉圭、玉mQmbS9I&khHDDn%MH&QrNF柱、贝币、陶釜、陶罐等。 樊温泉说，在此e9 0VBI26U(Z9QJLYGz@Br)XM+r66hp!次发掘过程中，他们还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ZYYc V%6#yf&9k9Fn@#p-x6rAA^XKOdcHXUQMCn@epUtaBVj2IzHPRs#N!4作对墓葬群开展了寄生物的考古研究工作，经EQCV-E^hcHtar4采集分析墓葬腹土样品，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钩Fg#fVVGs VW4D虫卵，对研究当时的人群健康状态、迁徙交流#5aM%3$wx2yhj6ZWUO$u(及寄生虫病分布等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信息。Nevs9+7M()1(yVP-K0NVVBB40(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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