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曾国藩 如何评价曾国藩
1995年11月18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召开。来自国内20多个省市的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60余篇。学者们在论文里，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和见解。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甚广，可谓是对曾国藩的一次全面评价。本文拟就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综述介绍。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
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
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曾国藩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变呢？有的论者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本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等进入，中国社会存在变了，曾国藩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其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中西两种文化，不可能像两种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一个麻袋里互不干扰一样地放在人的头脑里。前面我们提到要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曾国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国藩与倭仁的区别，不仅仅是曾国藩多一点主张引进西方科技的差别，而是一个应时变通的洋务派首领与一个封建顽固派头头的差别，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流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别问题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有的论者也论证说，“曾国藩确实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对联语来概括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
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当然，对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能评估太高，只能实事求是，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他的保守性还相当大，如有的论者指出，他在整顿两淮盐政时，“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对曾国藩也不能要求过高，例如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
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引进过这些东西。在他之后相当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人主张引进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论者说，“在历史和文化大转换的时期，开始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这种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事物的认识是迟缓的，且不说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学（旧学）的势力远远大于‘西学’（新学），就是在先进思想家身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抗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曾国藩之不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而必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谈文化的变化。“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活动时期，中国还未出现封建经济基础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的引进西方长技而随之在中国重新萌发和产生。
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假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对，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那末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政权会比清政权好。曾国藩镇压了有此四过的太平天国，不应认为有罪，而应认为有功。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
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
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就问题，这次会议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坚持原有的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活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也有的论者说，“我们的结论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物，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
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
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
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毁誉参半。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很高的。
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 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 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
国藩乃有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就人格上讲，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对于洪秀全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更何况，所谓拜上帝教，蒙敝一时尔，以这样的理念，建立国家是行不通的，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当然他也没有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觉悟。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而曾国藩，奉忠孝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立志做中兴之臣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是自私的。这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觉得国藩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立场上，他做得无可厚非，而且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成功的。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国藩的本质不坏。国藩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国藩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
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毁誉参半。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很高的。
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 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 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
国藩乃有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就人格上讲，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对于洪秀全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更何况，所谓拜上帝教，蒙敝一时尔，以这样的理念，建立国家是行不通的，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当然他也没有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觉悟。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而曾国藩，奉忠孝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立志做中兴之臣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是自私的。这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觉得国藩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立场上，他做得无可厚非，而且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成功的。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国藩的本质不坏。国藩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国藩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
回答者：MY是仙 - 助理 二级 7-16 11:46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
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
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曾国藩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变呢？有的论者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本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等进入，中国社会存在变了，曾国藩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其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中西两种文化，不可能像两种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一个麻袋里互不干扰一样地放在人的头脑里。前面我们提到要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曾国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国藩与倭仁的区别，不仅仅是曾国藩多一点主张引进西方科技的差别，而是一个应时变通的洋务派首领与一个封建顽固派头头的差别，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流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别问题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有的论者也论证说，“曾国藩确实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对联语来概括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
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当然，对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能评估太高，只能实事求是，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他的保守性还相当大，如有的论者指出，他在整顿两淮盐政时，“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对曾国藩也不能要求过高，例如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
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引进过这些东西。在他之后相当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人主张引进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论者说，“在历史和文化大转换的时期，开始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这种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事物的认识是迟缓的，且不说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学（旧学）的势力远远大于‘西学’（新学），就是在先进思想家身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抗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曾国藩之不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而必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谈文化的变化。“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活动时期，中国还未出现封建经济基础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的引进西方长技而随之在中国重新萌发和产生。
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假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对，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那末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政权会比清政权好。曾国藩镇压了有此四过的太平天国，不应认为有罪，而应认为有功。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
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
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就问题，这次会议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坚持原有的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活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也有的论者说，“我们的结论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物，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
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
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
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毁誉参半。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很高的。
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 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 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
国藩乃有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就人格上讲，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对于洪秀全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更何况，所谓拜上帝教，蒙敝一时尔，以这样的理念，建立国家是行不通的，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当然他也没有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觉悟。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而曾国藩，奉忠孝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立志做中兴之臣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是自私的。这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觉得国藩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立场上，他做得无可厚非，而且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成功的。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国藩的本质不坏。国藩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国藩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
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毁誉参半。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很高的。
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 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 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
国藩乃有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就人格上讲，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对于洪秀全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更何况，所谓拜上帝教，蒙敝一时尔，以这样的理念，建立国家是行不通的，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当然他也没有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觉悟。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而曾国藩，奉忠孝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立志做中兴之臣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是自私的。这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觉得国藩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立场上，他做得无可厚非，而且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成功的。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国藩的本质不坏。国藩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国藩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
回答者：MY是仙 - 助理 二级 7-16 11:46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如何评价曾国藩
对曾国藩整体评价: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 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
如何评价曾国藩?
又坚守了部分传统价值观。他的历史地位，既源于他的成功，也源于他所引发的争议和反思。总的来说，曾国藩并非完美无瑕，他的行为和决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复杂而深远的痕迹。我们应当以全面且批判的眼光去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理解他所处时代的背景，以及他的选择如何塑造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对曾国藩正确的评价是
人物评价：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
曾国藩一生能够怎样去评价?是好人还是坏人?
曾国藩，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腐败满清政府的走狗和刽子手。他崇拜的是腐朽封建主义和官场潜规则。他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全体劳动人民来说是个大坏人。当然，对于以慈禧为首的封建朝廷和满洲贵族以及封建余孽来说，他就是个好人。
如何评价曾国藩?
回答：曾国藩是现代中国的重要人物,也是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积极实践的人。在他的指导下,中国第一艘船舶的建设,现代制造业的开始;第一军事学院的成立,始于近代中国,教育;西方书籍的第一次翻译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基础,而且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安排第一...
如何客观地评价曾国藩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的价值和意义?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而且非常的有良心有自知之明，当年曾国藩为了这些国家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也没有起义，说明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很爱国的人，三观很正的一个人，改变了历史的一些故事。
如何评价曾国藩呢?
古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布衣子弟，以读书人的身份而至如此境界，可谓三百年之少有，罕能比肩。当然，试图以一篇短文评价曾国藩的一生功业、道德、文章显然是做不到的，本回答拟从修身齐家即治家的角度来谈谈这一问题。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申报》连载了一篇奇文曰《保富法》，其中...
客观的评价一下曾国藩?
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毁誉参半。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很高的。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噪噪鼓舌，沾沾自喜，...
如何看待曾国藩?他的一生有何功过?
夸赞曾国潘的人认为曾国潘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晚期朝廷的重臣，杰出的军事家，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近代思想的领先人。批评曾国潘的人则认他维护的依旧是封建社会统治，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滥用职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阻止了近代历史的脚步。一、关于曾国潘的积极看法有的人认为曾国藩是儒家精神...
如何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被称为千古第一完人。毛泽东主席，梁启超先生对其都有极其高度的评价。毛主席：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梁启超：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一、童年阶段 想必小时候，大家都听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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