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概况有哪些？ 中国雕塑有哪些（一）？
中国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3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7000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1—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而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隋代又恢复了中央集权，曾在短期内出现了农、工、商繁荣富强的局面。佛教依然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统治者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427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这是一个过渡性发展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由隋代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
唐代的雕塑艺术，主要体现于宗教造像、陵墓随葬。但这一时期，随着工艺技术之发展，在材料运用上更加丰富，除石雕、木雕、陶瓷外，还大量使用夹苎、铸铜等工艺材料。
初唐前期的雕塑风格，基本上还残留着前代（北朝及隋代）的痕迹。初唐后期就开始出现兴盛的征兆，但对女性的塑造仍不及盛唐时那么活泼动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盛唐时的整体社会面貌比较乐观豁达，佛教艺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
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面。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
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坐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腿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地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既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既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也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地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一少，一个是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与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了，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修为，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此类造型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北宋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外族侵扰，几乎没什么心思像唐代那样进行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石窟遗留下来，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北宋范仲淹曾有诗对其记录。再如子长县石空寺石窟，从造像题记上看，其开凿年代当在北宋，最优秀的部分在于罗汉群像，姿态各异，形神兼备。四川大足石刻中属宋代的，为数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它利用自然山体，顺崖壁开凿，工程浩大，内容复杂。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描写细致。与之相邻的是地狱变相，逼真地表现除受刑者在地狱中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些石刻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了几十年，雕塑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连接。整个布局高大而完整，雕刻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如地狱变相中的一个养鸡妇女形象，完全是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大足石刻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硬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北塔寺等处。整个开凿历时250余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有那些为数很多的供养人造像，均有题记以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刻制年代，这是研究宋史难得的实物资料。浙江杭州的飞来峰也有比较集中的宋代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却在宋代雕刻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明代文化艺术特点则明显有追溯唐、宋风格的痕迹。在名目繁多的寺庙里，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上日趋世俗化、民间化。石窟雕刻方面已接近尾声，虽然在敦煌等大型历史悠久的石窟中仍有明代作品，但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已不能为雕塑史一提了。十三陵现在已成为北京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位于昌平县境内，它是明代13位皇帝的陵墓集中区。
十三陵是以成祖长陵为中心线排列的雕塑群，与孝陵一致，但与前代有所不同。计有独角兽2对、石狮2对、华表2对、石马及石人物6对、石虎4对、石羊4对、官吏2对、伺臣28对，这条神道现为十三陵共同的神道，其他12座墓陵没有各自的神道雕塑，只设牌坊、宫门、碑亭等建筑。十三陵的石雕在体积上大于孝陵，从总体风格上看，虽有比较精细的技术处理，但与前代比较起来，缺乏艺术活力，有概念化的倾向。
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
清代的城市工商经济进一步纵向繁荣，手工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宫廷设立专门机构，督促、组织生产，雕漆、石雕、牙雕、木雕以及瓷塑、金属铸造等艺术门类都有一些优秀闻世，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雕刻名家。
20～40年代，在各种展览会上出现了较多的肖像作品，也有抒情性的作品与少量的浮雕。最早有留学美国、英国攻雕塑与油画的李铁夫，他与梁竹亭、陈锡钧都作过孙中山像。较早的肖像作品有：李金发的《蔡元培像》（1925），江小鹣的《马相伯像》、《谭延闓像》、《胡文虎像》，张辰伯的《梁启超像》，潘玉良的《王济远像》，张充仁的《春》，廖新学的《少女》，滑田友的《陈散原像》，梁竹亭的《高剑父像》，王朝闻的浮雕《毛泽东像》等。抒情性作品有黄土水的《山地牧童》，张充仁的《春》雕塑，柳亚藩的《人类的悲哀》，金学成的《少女》雕塑，滑田友的《沉思》、《轰炸》，傅天仇的《抗战八年赞》、《暴风雨》，叶络、苏晖等的民间彩塑和滕白也、郑可等人的动物雕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架上雕塑创作有了新的发展。70年代以后，木、石、青铜等硬质材料得到广泛应用，在雕塑语言的探索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代表性作品有：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1951）、潘鹤的《艰苦岁月》（铸铜，1957，见彩图《艰苦岁月》（中国现代））、龙德辉的《觉醒》、郭其祥的《百万农奴站起来》（1960）、田金铎的《稻香千里》（石雕）、孙纪元的《草原民兵》、 陈道坦的《大庆人》（1964）、刘焕章的《少女》（木雕）、王济达的《边防英雄》（1972）、唐大禧的《海的女儿》（石雕，1977）、张德蒂的《小达娃》（1979）、程亚男的《夏天》（木雕，1979）、田世信的《欢乐柱》（木雕，1982）、刘小岑的《家乡的河》（铸铜，1984，见彩图《家乡的河》（中国现代））、杨冬白的《饮水的熊》（石雕，1984）等。在肖像雕塑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有：王朝闻的《刘胡兰像》（1951，后来放大型纪念碑雕塑）、张松鹤的《鲁迅》（1974）、贺中令的《白山魂》（石雕，1984）、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石雕，1984）、钱绍武的《江丰》（石雕，1984）等。此外，还有周轻鼎、王合内、刘政德、周国桢、滕文金、郑于鹤等人创作的各类小型雕塑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缅怀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先烈，各地先后建造了不少纪念碑，如1949年在山东临沂建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1955年在辽宁大连建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青铜，卢鸿基作）。50年代规模最宏伟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活动。该碑是根据1949年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兴建的。1952年 8月1日动土，1958年5月1日揭幕。纪念碑按照民族形式设计，形式崇高、肃穆，碑高37.94米，碑座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嵌有10块反映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迹的大型浮雕，为雕塑家、画家共同设计，由优秀民间艺人雕刻而成。内容为：《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见彩图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一《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中国现代））、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参加创作的雕刻家有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张松鹤、萧传玖、傅天仇、王丙召等（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其他重要的烈士纪念碑还有：《英勇就义──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79），《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石雕，四川石棉县，叶宗陶、许宝忠、高彪作，1982），《渡江胜利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86），《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青铜，四川泸定县，隆太成、叶毓山作，1986），《歌乐山烈士纪念碑》（石雕，四川重庆，叶毓山作，1986）。属于工矿史纪念性雕塑的有《克拉玛依矿史纪念碑》（水泥，新疆，集体创作，1984）等。革命家、烈士、文化名人的纪念像，重要的有萧传玖作的《鲁迅像》（青铜，上海，1956），尹积昌、詹行宪、廖加复作的《孙中山像》（水泥，广东，广州，1958），冯德安、程义宏、高全芳作的《刘文学像》（水泥，四川，1961），庞及轩、杨美应、赵判吉作的《雷锋像》（玻璃钢，1971），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毛泽东像》（石雕，集体创作，1977），上海宋庆龄墓的《宋庆龄像》（石雕，集体创作，1983），章永浩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像》（石雕，上海，1984），李维祀作的《林则徐像》（青铜，福州，1985），应真华、仲兆乃、许叔阳作的《秋瑾像》（石雕，浙江，杭州），刘开渠作的《萧友梅像》（青铜，上海），曾竹韶作的《孙中山像》（青铜，北京，1986），傅天仇作的《周恩来像》（青铜，天津，1986）等。 纪念性雕塑较早出现的有作于民国初年的《史坚如像》。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许多雕塑家都创作过孙中山纪念像，分别建立于广州、北京、武汉、成都、南京等地。较早的为1925年11月建于上海市中心的《孙中山立像》（江小鹣作）。1935年曾进行孙中山像评选活动，获得首选的为滕白也所作《孙中山演说像》。在此前后，雕塑家们为已逝世或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民主革命家创作了不少纪念像。如陈锡钧作的《程壁光铜像》，李金发作的《邓仲元像》、《伍廷芳像》，江小鹣作的《陈英士像》、《黄兴像》等。抗日战争时期和胜利后，王子云、王临乙、梁竹亭等人曾设计或创作过抗日英雄纪念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开渠1934年所作《八十八师淞沪阵亡将士纪念碑》（铸铜，建于杭州西湖）、《无名英雄铜像》（铸铜，1943，建于四川成都）。战斗在敌占区的新四军美术工作者在枪林弹雨中创作了《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1943）和《新四军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44），塔上分别铸有新四军战士铁、铜像，为芦芒所设计。在黑龙江哈尔滨烈士纪念馆，由苏晖等人合作创作了《无名英雄纪念碑》（1948）。 在城市环境雕塑方面，较早的成功作品是北京农业展览馆两座群像雕塑，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集体创作，完成于1959年。作品融汇了西方雕塑和民族雕塑技法的长处，以群像形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昂扬奋发的自强精神。较早出现的大型园林雕塑作品为哈尔滨沿江公园的《天鹅》（苏晖作，1963）等组雕。与城市环境结合得比较好的优秀作品有，建于广东珠海市海滨的《珠海渔女》（石雕，潘鹤、段积余、段起来作，1982），重庆长江大桥桥头组雕《春夏秋冬》（铝合金，集体创作，1984），分别建于北京和平里的《和平鸽》（青铜，王一林作，1984）、正义路的《读》（石雕、司徒兆光作，1985）、湖北武汉东湖风景区的《寓言组雕》（石雕，刘政德作，1985）等。广州越秀公园的《五羊群雕》（石雕，尹积昌、陈本宗、孔凡伟作，1959）和深圳市委大楼前的《孺子牛》（青铜，潘鹤作，1984）被视为城徽或一个新兴城市的精神象征。应外国邀请或赠送给外国的大型雕塑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吉布提共和国烈士纪念碑》（青铜，吉布提人民宫，李守仁作，1985），《和平》（石雕，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潘鹤、王克庆、郭其祥、程允贤作，1985），《走向世界》（青铜，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田金铎作，1986），《白求恩像》（石雕，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司徒杰作，1986）。 近代各类民间雕塑艺术相当繁荣，出现一些杰出的民间艺术家。比较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天津泥人张艺术的代表作家张明山作的《蒋门神》、张玉亭作的《钟馗嫁妹》、张景祜作的《惜春作画》，江西南昌范振华的木雕人像，广东石湾刘传的人物陶塑、区乾的动物陶塑，福建泉州江加走的木偶头像，以及北京汤子博（见面人汤）、郎绍安等人的面塑等。在60～70年代，部分专业雕塑家学习、汲取民间泥塑经验，和民间艺人一起创作了一些以阶级教育为题材的泥塑群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四川大邑的《收租院》， 共有与真人等大的泥塑人像114个，真实地表现了土改前农民向地主缴租时受到的敲骨吸髓的剥削情景。此外，在一些工厂、矿山也有过一些类似性质的作品。
中国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3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7000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1~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隋代又恢复了中央集权，曾在短期内出现了农、工、商繁荣富强的局面。佛教依然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427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这是一个过渡性发展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由隋代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
唐代的雕塑艺术，主要体现于宗教造像、陵墓随葬。但这一时期，随着工艺技术之发展，在材料运用上更加丰富，除石雕、木雕、陶瓷外，还大量使用夹苎、铸铜等工艺材料。
初唐前期的雕塑风格，基本上还残留着前代（北朝及隋代）的痕迹。初唐后期就开始出现兴盛的征兆，但对女性的塑造仍不及盛唐时那么活泼动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化，盛唐时的整体社会面貌比较乐观豁达，佛教艺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
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是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卖弄。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
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坐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腿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地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既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既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暗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一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与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修为，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此类造型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北宋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外族侵扰，几乎没什么心思进行像唐代那样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石窟遗留下来，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北宋范仲淹曾有其诗对其记录。再如子长县石空寺石窟，从造像题记上看，其开凿年代当在北宋，最优秀的部分在于罗汉群像，姿态各异，形神兼备。四川大足石刻中属宋代的，为属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它利用自然山体，顺崖壁开凿，工程浩大，内容复杂。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描写细致。与之相邻的是地狱变相，逼真地表现除受刑者在地狱中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些石刻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了几十年，雕塑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连接。整个布局高大而完整，雕刻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如地狱变相中的一个养鸡妇女形象，完全是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大足石刻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硬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北塔寺等处。整个开凿历时250余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有那些为数很多的供养人造像，均有题记以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刻制年代，这是研究宋史的难得实物资料。浙江杭州的飞来峰有比较集中的宋代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却在宋代雕刻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明代文化艺术特点明显有追溯唐、宋风格的痕迹。在名目繁多的寺庙里，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上日趋世俗化、民间化。石窟雕刻方面已接近尾声，虽然在敦煌等大型历史悠久的石窟中仍有明代作品，但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已不能为雕塑史一提了。十三陵现在已成为北京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位于昌平县境内，它是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集中区。
十三陵以成祖长陵为中心线排列的雕塑群与孝陵一致，但与前代有所不同，计有独角兽2对、石狮2对、华表2对、石马及石人物6对、石虎4对、石羊4对、官吏2对、伺臣28对，这条神道现为十三陵共同的神道，其他十二座墓陵没有各自的神道雕塑，只设牌坊、宫门、碑亭等建筑。十三陵的石雕在体积上大于孝陵，从总体风格上看，虽有比较精细的技术处理，但与前代比较起来，缺乏艺术活力，有概念化的倾向。
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
清代的城市工商经济进一步纵向繁荣，手工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宫廷设立专门机构，督促、组织生产，雕漆、石雕、牙雕、木雕以及瓷塑、金属铸造等艺术门类都有一些优秀闻世，并出现了我很多优秀的雕刻名家。
妇好玉凤
商周时期的玉雕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精美程度可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实物中见出。
妇好玉凤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妃子。1976年，她的墓葬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南侧被偶然发现，出土文物1600余件，玉器就占了755件。其中一大批动物造型的玉雕作品生动传神，工艺水平极高。如两只毛色略呈褐黄的野兔，圆睁双目，长耳后抿，短尾上耸，躬腰曲体，仿佛正在向前跳跃。此外还有巨口利齿的猛虎、华冠秀尾的凤鸟、扬鼻嬉戏的小象、昂喙傲立的鸟、抱膝蹲踞的小熊、灵巧可爱的猴子。除飞禽走兽外，还有水族和草虫，以及一些神话中的动物，总计不下20余种，包括猴、兔、马、牛、羊、鹤、鹰、鹅、鸬鹚、鹦鹉、鱼、蛙、鳖、蝉、螳螂、龙、凤和怪鸟等。其中有六七件小玉蟠龙，兽首蛇身，颈背处有长鬣飘拂，均作环形内屈，呈C字造型，使人联想到它们与史前红山文化C字形玉龙在造型和寓意上的延续性。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仅鹦鹉一种就超过20件，都是扁体浮雕，造型上突出高冠、长尾、钩喙等特征，形态鲜明，富于情趣。以一件对尾双鹦鹉为例，二鸟头向相反而尾部靠连在一起，形成均匀对称的构图，自右鸟喙部下经胸、爪、尾至左鸟尾、爪、胸直至喙部，形成半圆形外轮廓线，显得稳定而又连续；二鸟的冠羽高耸，背翅形成凹线，又显得富于变化，使作品稳重中蕴藏灵动，耐人寻味。玉鹦鹉长尾的端面被磨成锐利的斜刃，可用作玉质刻刀，既具观赏性，又具实用功能。
如图所示商妇好墓玉凤，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通高13.6厘米，厚0.7厘米，黄褐色，雕刻精美细致，玉凤亭亭玉立，作侧身回首欲飞状，喙、眼、冠似鸡，短翅长尾，翅上用阳线雕翎毛纹，身前有穿通镂孔，更使凤体丰满迷人。妇好墓出土了755件玉器，而玉凤仅此一件。此器为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最佳实物。
兵马俑
秦皇兵马俑的重大意义，在于开创了大型军事体裁雕塑群像的先河，宏观地把握大场面总体效果的雄浑博大与兵马俑个体细部的精雕细刻之间的关系，不愧为古代雕塑艺术写实主义的典范。
写实是兵马俑群塑的基本格调，兵马俑的形象大小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马相似。陶俑装束如铠甲、战袍等是当时军队服饰的模拟，为兵马俑所配备的战车、兵器则是真正的实物。从陶俑的造型来看，不但再现了各个兵种的实际阵容，而且成功地塑造了秦军将卒不同年龄和性格的人物形象。这些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秦军将卒不同生命体的再现。
从人物的身份来看，那头戴鶡冠、身着双层战袍、外披彩色鱼鳞甲，拄剑伫立，昂首挺胸，体魄魁伟，气宇非凡者，显然是大智大勇、指挥若定的将军；那些头戴长冠，着战袍，披长甲，面情严肃者，又极可能是善于谋略、辅佐将军的指挥官吏；那些头绾发髻，身着战袍，足穿靴履，手持弓弩，背负箭镞者，为秦军轻装锐士无疑；那些免盔束发，身着战袍，外披甲衣，手持远射或长兵者，显为秦军的重装武士。从年龄上分，年老者，长须可，额头上皱纹数道，显得沉着老练、稳健多谋；壮年者，面阔耳大，天庭饱满，眉字飞扬，显得血气方刚、威猛善断；年轻者，头微低垂，舒眉秀眼，显得性格文静、纯朴。
从官兵的职能来看，头戴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辔者，是御者形象；头戴皮弁，外披短小铠甲，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蹬短靴，立于马前，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是机敏精悍的秦军骑兵形象；头绾发髻，身着战袍，外披铠甲，右膝着地，左腿弯曲，体斜转于左侧，双目凝视左前方，是机警、勇捷的秦军中跪姿射箭手形象；头上束发绾髻，腰系革带，胫着护腿，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右臂曲肘于胸前，左臂向左侧直伸，头向左侧，昂首注视左前方，是秦军中立姿持弩欲射的弯兵形象。从民族上分，除绝大多数为关中汉人外，还有深目高鼻、两腮须的胡人形象。
从面部表情上分，有面带微笑、心满意足者；有呆板木然、毫无表情者；有五官端正、面宽体胖者；有稳健风雅、表情随和者；也有神不守舍、忧疑不定者。这些复杂多样的面部表情和各类兵马俑造型，真实地反映了秦军的实际状况，因而更具写实主义的艺术特点。这是雕塑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运用写实手法所获得的成功典范。
秦兵马俑雕塑写实手法不仅表现在整体的把握上，而且在细部方面也体现了一丝不苟、形象逼真的特点。如秦俑的发型，有螺旋纹式、波浪式等。发辫有三股、六股，盘曲扭结，走向清楚，丝丝头发，清晰可见，陶俑的发舍有单环髻、双环髻、三环髻、四环髻等等，表现了现实生活中束发络髻的各种式样。发髻的带头，有呈扇面形，有为折波形，有的则表现飘摆翻卷。陶俑的服饰衣纹随体曲折，刻画得维妙维肖。甲俑铠甲的甲钉疏密有致，也刻划得丝毫不差。陶俑腰间所系革带和带钩，腿部扎的行縢，以及靴、履等细部，与实际对比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连跪射俑右脚鞋底两端密中间稀的排列，也是基于人脚着地后部位摩擦轻重不同的考虑。像手指上的骨节和指甲等也刻画得十分逼真。就连陶马口中的牙齿这一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也是颇具匠心，塑出6颗牙齿，以表示马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把写实主义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艺术上的地位和意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
注重视觉效果是秦兵马俑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兵马俑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虽然基本格调是写实的，但已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即写实手法中并不排除雕塑家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可以运用传神、夸张、概括、寓意、象征等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对于人体的某些局部特征，并非一味地追求细微末节的真实，而力求抓住关键部位进行适当的夸张。这种夸张并不让人感到虚假，反而给人一种明晰、洗练之感，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例如，人的眉毛和眉骨本来是没有什么厚度的，但秦俑眉毛加上了厚度，把眉骨塑得有角有棱。从视觉上，远看形象明快、清晰，近看并不觉得失实。又如人的拇指本来比较粗短，但秦俑半握拳的手则有的把拇指塑得很长，高高翘起。因为这种手形拇指不与其余四指并列，所以在视觉上也不会让人感到不合比例，反而给人一种力感。还有秦俑个个挺胸鼓腹，难道秦军战士个个真的都是大腹便便？但这样塑出来，从视觉上人们也不会觉得不合实际，反而会认为秦军本来就应该是这种精神饱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飒爽英姿。陶马的塑造也是如此，马头方正，棱角显露，两耳短促，双目大而有神，鼻广口阔，马身浑圆，腿部筋腱突出，造型生动逼真，显得异常神骏。面对无言的兵马俑，人们可以通过视觉感受产生联想而领悟秦俑雕塑艺术风格的底蕴。
总之，精湛的秦兵马俑雕塑艺术，是继承了我国古代写实艺术的传统，又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方面开创新的境界，注重视觉效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已趋于成熟，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秦兵马俑传给人们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反映出它超群的艺术效果。它巧妙地处理了静与动的关系，从而使大场面排列和个体形象的塑造更趋和谐，取得了完整统一的艺术效果。秦始皇陵兵马俑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古代写实艺术的奇峰。
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是东汉时期雕塑艺术和铸铜工艺融为一体的杰出作品，在中国雕塑史上代表了东汉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铜马昂首，四蹄翻腾，马尾高扬，口张作嘶鸣状，以少见的对侧快步的步伐奔驰向前。其三足腾空，后右蹄踏在一只正在振翼奋飞的燕背上，燕顾首惊视，与之相呼应，奔马头微左顾，似乎也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一切尽在瞬间。由于马蹄之轻快，马鬃马尾之飘扬，恰似天马行空，以至飞燕不觉其重而惊其快，更增加了铜马凌空飞驰的气势。马体重落一足，小小飞燕承之而可平置，体现了设计者之独具匠心。马与燕的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奔驰与飞翔的动态表现的淋漓尽致，生动体现了骏马奔驰与飞鸟争先的瞬间。该器堪称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神奇而稀有的瑰宝。现为中国旅游标志，寓意一日千里，马到成功。
天回山击鼓说唱俑
天回山陶塑群，1957年发现于四川省成都市北门外10千米处的天回山崖墓中。时间为光和七年至建安二十五年（184～220）。
击鼓说唱俑汉
陶俑有男女舞俑、听琴俑、男女庖丁俑、持瓶（或镜铲）俑、武士俑、说唱俑；动物陶塑有：狗、马、鸡、鸭、长尾鸡等，皆为汉代雕塑艺术之精品。
《击鼓说唱俑》，灰陶制，高5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天回山陶塑，中国东汉晚期陶塑。
俑在汉代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汉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虽然这些俑比起秦代的同类作品尺寸相对较小，但表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风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四川地区的汉俑独具特色，内容更为丰富，在出土的许多俑雕像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件《击鼓说唱俑》。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高扬鼓锤。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忘形，神情激动，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他说唱的具体内容，但一看到这位热情、乐观、充满生命活力和幽默感的艺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说唱俑的面前，正有一群兴致勃勃的听众在倾听着他出色的表演！可见，汉代的雕塑家们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并非简单地模仿生活中的场景，而是采用了极其大胆夸张的手法，着重表现说唱者那种特殊的神气。作者采用虚拟方式，通过欣赏者的联想作用，创造出一个隐含的充满戏剧性的精彩场面。这种虚拟中的戏剧性场面，本身也体现出汉代艺术所特有的生动活泼的气势。这件作品同时也是研究汉代民俗和陶塑艺术的珍贵史料。
龙门石窟
2000年底，洛阳龙门石窟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成员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市表决，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留给世界的雕刻艺术经典巨作，从此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与保护。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12千米，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这里有一条伊水，因伊水东西两岸之香山和龙门山对峙如天然门阙，故古称伊阙，隋唐以后，习称龙门。自北魏至晚唐的400余年间，古代匠师在这两座山上凿窟建寺，使这里成了举世闻名的石雕艺术的宝库。
石窟造像开创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太和十年，公元493年）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400余年的大规模建造，其中尤以北魏和唐代为重，达150多年。龙门石窟南北长达1千米，两山窟龛密似蜂窝。其代表性洞窟有北魏时的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药方洞和唐代的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看经寺等，共计窟龛2100多个，造像9.73万余尊，题记和碑碣3600多个，佛塔39座。石窟中的飞天，或在流云中自由翱翔，或手捧果品凌空飞舞，或奏乐高歌，或布撒花雨，其姿态之轻盈，神情之优雅，令人叹为观止。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露天大龛。唐高宗初年开凿，至上元二年（675年）竣工。佛龛南北宽36米，东西长41米，有卢舍那佛及其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9尊雕像。主佛卢舍那高17.14米，面容丰腴饱满，修眉长目，嘴角微翘，流露出对人间的关注和智慧的光芒。这尊佛像和绘画中武则天方额广颐的面部特征极其相似，所以人们说这就是武则天的化身。两旁的弟子，迦叶严谨持重，阿难温顺虔诚，菩萨端庄矜持，天王蹙眉怒目，力士威武刚健。群像形神兼备，刀法娴熟，是唐代雕塑艺术中的代表作。
龙门石窟气势博大，蕴涵深邃，雕刻精湛，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艺术的重要资料。
唐三彩马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追念跟随他征战四方、同生共死的六匹战马，曾命当时的能工巧匠在昭陵雕刻了昭陵六骏，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珍品，唐三彩对唐代马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今天，通过馆藏名贵马仍然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它们的身上，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昭陵六骏的影子。因此马是唐代文化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
唐三彩
唐三彩马可以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光彩，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唐文化历史价值的宝贵实物资料，而且也使得一批又一批中外藏家为它的艺术魅力所倾倒。唐三彩马长期受到国内外商家的关注，并稳坐中国陶瓷艺术品拍卖最高价的宝座。
到高宗、武后时期的墓葬中，随葬俑群已显示出盛唐的时代风貌。甲胄武士形貌的镇墓俑已改为足踏卧兽的天王形貌的镇墓俑，还出现了体高与天王状镇墓俑近同的盛装文官和武官俑，文官俑戴介帻，武官俑戴弁冠，姿态端庄。自西晋以来作为出行俑群行列中心的牛车，已经为鞍辔鲜明的骏马所取代。原来流行于南北朝至隋，以重装骑兵为前导的军事气氛浓郁的出行对列，这时已充满享乐欢快的色彩，重装骑兵逐渐消失，大量出现的骑士或手臂驾鹰，或携带猎犬、猎豹，组成外出狩猎的行列。队列中还有骑马的鼓吹乐队以及打马球的骑手。
这一时期，出现了釉彩绚丽、造型生动的三彩俑，达到了中国古俑艺术的最高峰。这是以一种釉彩多变的低温釉陶（烧成温度在800℃~1100℃）制作的俑，釉色鲜艳但不透明，色彩以黄、绿、赭色为主，所以俗称唐三彩。实际它的釉色并不止3种，还有蓝、黑等色。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导致人们崇尚奢靡之风，促使三彩工艺达到它的最盛期。这时三彩俑的人物造型，体态肥满丰腴，特别是女俑，高髻长裙，面容富态，雍容大度，反映当时社会流行的审美风尚。人物造型准确，轮廓曲线富于变化，显示了唐代人物圆雕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
唐三彩造型最为生动的是骏马，最具代表性的是葬于723年的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两组4件三彩马。它们的体高都超过50厘米，两匹毛色纯白，另两匹是颈部带有白斑纹的白蹄黄马。4匹马造型都极生动，长颈肥躯，体骨匀称，马尾结扎成弯角形状，马具鲜明，辔和鞍、鞦的革带上都饰着漂亮的黄金花和杏叶。一对白马的长鬃剪出当时流行的三花饰，另一对白蹄黄马只将马鬃剪出一花。鲜于庭诲墓中还出土了一件极为罕见的骆驼载乐俑，在骆驼背驮载的平台上，塑出四人乐队和一名起舞的绿衣胡人男子。骆驼造型雄健优美，乐俑、舞俑形象生动。
中国古代的雕塑主要分为哪几类
古代雕塑题材主要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劳动生活及民俗雕塑。雕塑按其功能，大致还可分为纪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性雕塑、功能性雕塑以及陈列性雕塑五种。雕塑按照材料分类可分为泥雕，石雕，根雕，玻璃钢雕塑或者陶瓷雕塑等多种类型。艺术门类有圆雕、浮雕、纪念性雕塑、案头雕塑、建筑及器物装饰雕塑等...
中国有哪些大雕像中国有哪些大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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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在中国雕塑中很有代表性，如东晋时期的戴逵，擅长雕刻和铸造佛像，他在建康瓦棺寺所作的玉躯佛像，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图》和狮子园的玉像被称为“瓦棺寺三绝”。这个时期的雕塑特点为较注重细部的刻画，技术更圆转达纯熟，雕塑形象和题材大都为宗教题材，因而雕塑形象具有神化倾向和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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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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